文艺批评 | 钱文亮：带引号的“当代”——兼谈文学史家的有为和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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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洪子诚是第一个将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打上引号并对其生成过程以及其所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清理和考察的学者。洪子诚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所进行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创新，不仅在学术意义上终结了意识形态化的“集体撰史”模式，为多角度触摸历史的“个人撰史”打开了生产性的空间与可能，而且也使得当代中国、当代历史与当代文学一样成为一个需要重新反思和叙述的对象。《材料与注释》集中对50—70年代文学进程中几个重要个案材料进行详尽掘发与历史化处理，使其如一幅幅纹理清晰的剖视图，具体呈现着“当代”文学制度—权力机制本身构建与调整的复杂的层面构成及其内部张力，在表现出洪子诚在近些年对“一体化”概念进行辩证式“修补”的同时，开始把视野扩大到整个“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与问题上来。这是一部以“当代”为对象的大书，或者说，是一部把“当代”当作问题来研究的启示录。如果一定要给洪子诚的学术立场一个定位，大概也只能用“中间立场”比较恰当。这既是经历过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之后的众多历史学家的普遍选择，也是洪子诚的明智。
感谢作者钱文亮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钱文亮
带引号的“当代”：
兼谈文学史家的有为与无为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洪子诚是第一个将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打上引号并对其生成过程以及其所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清理和考察的学者（1）。这种频繁使用引号的特点一直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主要述史方式，从而被李杨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转换的标志”，“更能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知识范型的转换”（2）。洪子诚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所进行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创新，不仅在学术意义上终结了意识形态化的“集体撰史”模式，为多角度触摸历史的“个人撰史”打开了生产性的空间与可能，而且也使得当代中国、当代历史与当代文学一样成为一个需要重新反思和叙述的对象，对于整个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可谓惠泽深远，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示范性。
洪子诚与
《中国当代文学史》
实际上，坚持对人们盲目依附、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学科概念进行深入反省和持续追问，尽力还原这些学科概念产生之时的历史现场，梳理、辨析其与当时历史语境的关系及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演变脉络，从而更深入、更清晰地显影话语迷雾遮蔽下的历史构架与文学机制，是洪子诚至今仍在推进的工作。只不过，这工作反映在其最新出版的《材料与注释》一书中，已经有了更大的视野，也有了新的个案与细节。正像青年学者朱康所同样注意到的：“洪子诚的当代从来不是简单的历史分析概念，而是哲学性概念，每次提到当代都特意打一个引号”，“洪子诚强调把当代看成是一种认识装置或者是机制。”（3）朱康的观点精辟地抓取了洪子诚这部书的要义与价值，因为从全球视野看，当代中国是一个非常态的存在，无论它的政治，还是经济，还是文学的实验，都是没有以前的模式可以比照，所以，在《材料与注释》中，“当代”的确被当作是带有一些基本特征和概念的“认识装置或者机制”，一种特殊的文学史研究视角和关注方式；但除此之外，“当代”还应该被看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空间，一种民族国家/阶级/现代性等多种话语错综交织的特殊时空体和动态进程，在那里，不仅仅是“当代”文学，即使是“当代”中国，自始至终也都处身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多重张力关系之中，表现出远非单一的历史面相。正因如此，在这种充满紧张感的“当代”话语空间中得到重新审视的文学历史才更接近真实。
第三期“光启读书会”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
在上海师范大学外宾楼101会议室举行
洪老师在“光启读书会”上
虽然与洪子诚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具有连贯性，但《材料与注释》一书的研究焦点却还是明显发生了转移，——如果说，以《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代表的研究侧重以“一体化”为关键词和总体框架解释50—70年代文学制度—权力对文学生产的制约和影响，《材料与注释》则集中对50—70年代文学进程中几个重要个案材料进行详尽掘发与历史化处理，使其如一幅幅纹理清晰的剖视图，具体呈现着“当代”文学制度—权力机制本身构建与调整的复杂的层面构成及其内部张力。除此之外，此书的后半部分“当代文学史答问”，也与前半部分相呼应，表现出洪子诚在近些年对“一体化”概念进行辩证式“修补”的同时，开始把视野扩大到整个“当代”中国的特殊历史与问题上来。所以，若要对这部在体例与结构上都迥异于常见文学史著作的《材料与注释》进行一个简要的概括与评介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一部以“当代”为对象的大书，或者说，是一部把“当代”当作问题来研究的启示录。不过，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当代”在这部书中主要指称的是当下文学界常说的“前三十年”，尤其是“十七年”。（4）而之所以如此，应该与洪子诚的历史关怀与现实焦虑直接相关，或者说，源自洪子诚作为“前三十年”历史的亲历者对“后三十年”中流行且固化的关于“当代”的主导性历史叙述的强烈不满与质疑。
《材料与注释》
作者: 洪子诚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6-9
页数: 300
早在2002年与李杨的通信中，洪子诚就曾经表达过这样的忧虑、疑惑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在80年代，一种有关文革，有关当代历史(包括文学历史)的‘合法’叙述已经确立。这种叙述，如戴锦华指出的，剔除了历史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而做了‘单一的霸权/共识表达’。于是，当代中国被描述为一个‘本质化的、无差异的大历史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呈现历史的复杂和差异，就有赖于对单一的‘合法’叙述的逸出，对未被主流的历史建构和公共历史叙述所整合的‘个人记忆’的尊重，有赖于对未被发掘 ，或因未赋予‘合法性’地位而被忽略、被遮蔽的当代经验的发现和呈示。” （5）
应该是出于上述考虑，写完那部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姊妹篇的《问题与方法》之后，洪子诚的写作曾经一度转向偏重“个人记忆”的散文、随笔体裁，并先后推出《两忆集》、《我的阅读史》等著作。洪子诚这样的改变表面看来似乎是因为退休生活的开启而放下了严肃紧张的学术研究，转入随意自在的性情写作，实际上却只是转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着自己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与应答。而《材料与注释》一书的著述，当然也可作如是观。因为同样是在当年与李杨的通信中，洪子诚其实已经表露了这部书的写作动机和编排方式：
90年代以来，我们越来越确定地感受到对当代史，当代文学史描述、评价上的分裂，……（此处略——笔者注）这些现象所提出的问题是，对于当代史，对于文革，对于当代文学，哪一种是对历史的“真实”叙述？另一个问题是，谁有“资格”，或最有可能做“真实”叙述？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那些把我们的现实经验与过去的经验连结起来的“机制” (社会结构的和心理的)已被很大损毁。主宰我们的是“现时性”的生活就是一切的观念。因而，讲述已经、或就要被忘记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无疑是“亲历者”难以替代的职责。
这种自觉，当然不只是一种情绪和意念，它将主要通过比较他人的观察世界的视点和框架来实现。这样，个体、代际、国族之间的差异的“历史记忆”将可能形成有意义的对话和“冲撞”，使我们不仅“看见 ”原先看见的东西，而且看见原来“看不见”(或“不被看见”)的东西。（6）
不难看出，《材料与注释》正是对“‘当代人’如何书写‘当代’的历史” 这一当代文学研究大问题的实验性应答。这种对于文学史叙述的新的可能性的尝试、探索不仅以“亲历者”的历史责任感贡献和钩沉了部分鲜为人知的当代文学史料，并且特别注释补充了相关的历史背景、文学事件、人物关系，从而为后来者进入当年“特定的历史情境”、更全面地了解当代历史提供了非常切实而有力的帮助。这种尝试、探索更体现在“大胆”反常规的材料编排方式与体例上，就是“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7），不仅如此，它还以材料与注释相对照的形式，进一步加强这种“对话”的丰富性，“使我们不仅‘看见’原先看见的东西，而且看见原来‘看不见’(或‘不被看见’)的东西。”可以说，这种与当下盛行的“学报体”大相径庭的文学史著述，即使是在形式上也已具有了突破性的学术意义。
在《“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等论著连续问世之后，学界曾流传媒体记者误认洪子诚为“学术新人”的趣谈。但认真的想一想，这又何尝不是对洪子诚文学史研究中所洋溢着的旺盛思想活力与学术新意的另类赞美。特别是对于洪子诚这一代在1980年代之前早已“被统一价值熨平的心灵”（8）而言，要挣脱已经与自己的信仰、情感、心理血肉相连的“统一”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包括因之而衍生的成见、偏见，不难想象将是何等之难，而一旦能够突围出来则又是何其可贵！况且，自己的生命既已成为那个时代的一部分，要将他从那个已被“告别”的时代剥离也将是何其痛苦。然而，在要“改善心灵”的“持续焦灼的心态”（9）的驱使下，洪子诚终于还是在行将退休的年岁完成了成功“突围”与“剥离”的壮举，并且在退休之后的研究中仍然继续着自己新的“突围”与“剥离”：仍然“时刻警醒自己的经验、情感和认知的局限”、特别是“警惕历史记忆中强大的情感因素的作用”（10），始终坚持“把对象当作客观、独立的对象，把注意力放置在对象内部逻辑的发现；避免强烈道德判断的加入和对研究方向的支配；对概念、现象作凝固化、本质化理解，转变为把它们看作是历史构造之物。”（11）而《材料与注释》，再一次印证了洪子诚这种一以贯之的自省、冷静与克制的治学态度的宝贵。
对于洪子诚的已具有标识性的史家风范与文笔风格，学界多有好评，爱之者甚至将其与洪子诚的道德、人品作互证，——虽然这恰恰有违洪子诚的方式。其实，只要联系洪子诚所立身的当代知识环境中现代主义认知范式和理论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也就不难推断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所流露的恰恰正是后现代史学所洗礼过的崭新气质。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认知范式和理论对于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的影响至少有如下表现：
首先，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的变化。在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中，以福柯、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对二元对立的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消解和对等级压迫结构的颠覆最为根本有力，福柯以其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的方法, 否定了所谓历史本质，德里达则通过其独创的“延异”(differance)概念，否定了“逻各斯中心主义”或“声音中心主义”(即以某个终极的所指，如结构、实体、上帝、理性等等具有本质意义的概念作为一切经验、思想和表达的基础)，把本质向后无限地延迟（12），凡此种种“解构”彻底破除了人们向来对理性、主体和本质的迷信，进而也使得当代人不再将文学艺术仅仅看作是简单的审美，而更主要的把它们视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后现代主义的这些理论与方法显然为洪子诚所吸收，使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一度流行的传统/现代、文学/非文学、主流/逆流等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产生了怀疑，并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率先抛弃“断裂论”的主流文学史叙述模式，明确表现出从“启蒙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偏斜（13）。与之相应的，洪子诚也因此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重心与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率先大胆舍弃绝大多数文学史侧重于作家与作品的通行写法，而是罕见地将注意力放到作家组织和文学团体、文学批评和文学运动、读者反应和书报检查、作家收入和社会地位等当代文学的制度方面，而《材料与注释》这部书，更是以领袖讲话、“会议”与“检讨书”为主要材料，不啻是对流行文学史观的再一次颠覆。
米歇尔·福柯
雅克·德里达
其二，在历史本体论上，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认识的客体（史实、史料）不是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实体，而是由语言和推论的实践所构建出来的“文本”（14）。因而，历史学家应该将对“客观事件”的关注转移到事实判断的意义建构的产生过程，通过解构文本来揭示概念系统的时代性、分析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受此历史研究中“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的创新最早恰恰是从给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些基础性概念打双引号开始的，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受到了“知识考古学”方法的颠覆，关注的重心开始从“历史事实”转向“历史叙述”。据此而观之，洪子诚《材料与注释》这部书的价值与其说是为读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史料”，毋宁说给人们贡献的是“文本”，是有着开放性和生产性的意义散播的“在场”（15）。
其三，在史料解读方面，围绕“历史诠释怎样才能更切近历史”这个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将人类个体或群体的言行置于其发生时的直接语境之中进行考察，“是故，‘语境’（context）的概念必不可缺（无论其为历史、或 文化、或个人的条件），方能弥补‘文本’理解之不足”（16）。“语境”即“语言环境”，它既影响和制约着文本的形成，也影响着人们对文本含义的理解。而“语境”同样是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关键词，洪子诚也始终强调应尽可能将历史现象或事件放到其当时所在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探讨它如何与更大的历史话语建立起联系、如何表征着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理念。（17）对这种理论、方法的接受，洪子诚曾解释说是因为这与他对“唯物主义”文学观的信仰是并行不悖的，——在“唯物主义”那里，文学艺术的状况是由人的社会生活“境况”决定，“现在看来，这种‘信仰’对我来说是利弊参半。这既让我后来的研究与‘本质主义’观念保持距离，接受‘历史化’方法也不必那么费力”。（18）在《材料与注释》中，洪子诚对“当代”（“十七年”）当事人材料的处理，就明显坚持了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试图把研究的场景移出受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熏染过久的整体认识框架，而力图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发言，或倾听他们的声音，把个人的现代性经验放在历史的具体场景中重新加以验证”。（19）
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
其四，在历史认识论上，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极端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的立场，否认存在独立于人类语言和话语之外的超语言实在，认为所谓的事物只不过是由词语排列组合而成的“话语”或“文本”(text)。也就是说，文本并不存在大写的、唯一的意义，而是具有多重意义的可能性。既然如此，要追索事物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发掘事件的“原始”意义，在文本的意义不能被事实所证实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来揭示其意义。（20）在《材料与注释》中，洪子诚显然是根据这种历史认识论，考虑到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从而尝试了使人们惊叹的编排方式与体例。
综上所述，洪子诚对于既有文学史生产范式的突破离不开后现代主义理论、方法的启迪与引导，也正是后现代彻底的怀疑主义与“解构”策略使得洪子诚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尽量搁置与抑制了对各种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价值判断、道德评价，反对“那种将创作与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景中抽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作出臧否的方式。”（21）然而，洪子诚却也并没有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信徒与传教士，后现代史学对历史主观性的过分强调、对语言之外的事物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极端否认，显然也遭到了洪子诚强烈的追问与质疑，洪子诚曾表示：“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被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是不是任何的叙述都是同等的？我们是否应质疑一切叙述？......在一切叙述都有历史局限性的判定之下，我们是否会走向犬儒主义走向失去道德责任与逃避必要的历史承担？……”。（22）对于这些问题，洪子诚坦承自己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而正是处于这种历史认识论上的“矛盾和犹豫不决”，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普遍采取了一种“多描述，少评判”的著述方式，具体表现在《材料和注释》这本书中，就是发扬了洪子诚原有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方式，把大量材料放在注释里面处理，不让它全部呈现在正文中。这里面当然可能有篇幅的考虑，但笔者觉得更主要的一点是他解决了如何尽可能“还原历史语境”的问题。为什么洪子诚在文章里面指出周扬把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话摘录出来汇编有问题，因为这种“语录体”它会导致很多的误读，这些话拿到另外的场合或环境里面，它就脱离了原来的语境，肯定会偏离原意，引起无谓的引申和口舌之争。洪子诚克服这种弊端的非常好的办法就是做注释。你读材料的时候，不仅要读材料，还要读材料背后的语境，这个语境就是通过注释方式呈现的，洪子诚这种特有的“注释”实际上就是“历史语境”的具体化，——这种方法有点类似《鲁迅全集》的“注释”。这种方法所产生的最好结果就是有助于实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
作者: 洪子诚
出版社: 河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05-10
不过，洪子诚对于不同材料与声音的“描述”并不意味着他像纯粹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彻底放弃价值判断与道德评价，虽然这些判断与评价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显得真理在握，绝对的自以为是。正像许多同行所指出的，即使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洪子诚也没有完全摆脱1980年代的“启蒙立场”以及由此而作出的对50—70年代文学的总体评价，而最近的这部《材料与注释》，虽然也想还原当代文学“在建构、‘转折’中的具体情境，包括成规转换、 制度确立中发生的冲突”，尽量释放“十七年”历史当事人的各种声音，呈现当代文学建构者“他们的难处”，但毕竟“也是试图在总体制度情境的描述之下，来看看人的活动，他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有着怎样的空间。”（23）换一种说法，洪子诚对于“当代”还是有一种总体的判断，材料与材料并置呈现，在构成对话和张力的同时，到底还是呈现出一个大的文学走向和文学框架，而当事人的各种材料只是表现出在大的文学格局下，文学决策层的自我调试，——虽然它只是一种微调，对整个大的文学走向和文学格局没有决定性的改变。所以，《材料与注释》虽然展示了“一体化”的文学格局中的内部张力，但这种张力其实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复杂，它主要来自于毛泽东本人或者文学决策层内在的矛盾。这段历史从这本书来看，可以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就像周扬几次说到他们以前拟定好的一些政策和一些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全部被推翻。（那些政策和报告）有的原来就是毛泽东的意思，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的，去拟成的文件，但是再次送上去的时候就改掉了，就被毛泽东本人又给否定了。所以，周扬就几次对他身边的人说：我们总是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这不怪毛主席，这要怪我们的觉悟、理论水平达不到毛主席的高度。这个现象实际上是很值得研究的。
在多篇自述或访谈中，面对众多热情的肯定与赞美，洪子诚似乎总是表现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反复强调自己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种种困惑、疑惑与不自信，反省自己的脆弱与限度，特别是学术立场与价值判断上的含混暧昧和犹豫不决。这种无意中流露出的对于“独断论”的彻底否弃，实际正是一种比较稀缺的学术伦理。所以，即使是对于在当下不少学者心目中有价值高低之分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启蒙主义”与“历史主义”，洪子诚仍然没有做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单项选择。如果一定要给洪子诚的学术立场一个定位，大概也只能用“中间立场”比较恰当。这既是经历过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之后的众多历史学家的普遍选择，也是洪子诚的明智吧。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7年第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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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2）（5）（6）（10）（21）：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3）：引自朱康在“光启读书会第三期：《材料与注释》”上的发言，记录稿。
（4）：洪子诚在研究1962年“大连会议”的前言中，除了特意给当代打引号之外，同时还在“当代”后面打了括号，里面只写“十七年”。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第6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7）：洪子诚：<自序>，《材料与注释》，第2页。
（8）：若以“简化”的语言形容，或可称之为“洗脑”。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第212页。
（9）：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第212页。
（11）（13）（19）（22）：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12）：和 磊：《反本质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1期。
（14）（20）：邓 欢：《后现代史学的实践与反思》，载于《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
（15）：刘华初：《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
（16）：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第1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17）：此处借用贺桂梅的表述并作修改。贺桂梅：《“再解读”：文本分析与历史解构》，《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8）（23）：洪子诚：《当代的文学制度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2期。
（19）：杨念群：《“常识性批判”与中国学术的困境》，《读书》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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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井水甜不甜
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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